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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楚瑜蔣經國擔任經國先生英文秘書我是錢復先生推薦給經國先生擔任英文秘書的。為此,錢復先生還赴美兩次找我面談。1973年8月14日,我回到臺灣面見經國先生,談話四十分鐘,談了談美國的狀況,我把我的看法跟經國先生匯報。大概講得還可以,經國先生決定要我早日回國。于是我回美國結束學業與工作,于1973年12月31日舉家搬回臺灣。1974年1月1日,到“行政院”報到上班,那時我32歲。一開始我的工作是英文口譯,并在經國先生接見外賓時擔任紀錄,處理英文信函及擔任經國先生與美國大使的窗口。有時候還要幫“院長”夫人蔣方良女士的信函擬稿,協助一些國外聯系的事務工作。后來我才發現,經國先生的英文挺好,會聽也會講。但他接見外賓時,除非社交應酬話,鮮少用英文,都講中文再由我翻譯。這樣可以爭取到思考的時間,謹慎地推敲自己用語。所以,除非外賓所談內容十分關鍵,通常英語不須中譯,也因此節省不少時間。而且經國先生談話要言不繁,我也能勝任愉快。每次與重要外賓會面后,我都要將會談紀錄做成書面呈給經國先生批閱,他會一個字一個字的看,有時連錯字都會挑出來改正。經國先生的心思是很細密的,也很會從許多小事中考察身邊的人。比如說,小型聚會的賓客與陪客名單、菜單等,都要事前呈核。擬菜單最重要的要領是不能浪費、要“恰到好處”。當他秘書的人要把這些事記得清清楚楚,講過一次以后,下回就要試著自己擬好或安排好。如果做得不錯,少有直接稱贊,最常說的是“辛苦你了!”。而要有準備的是,將會有更重要的任務,逐步地交給你。 蔣介石與蔣經國嚴以律己廉潔奉公經國先生對近身幕僚鮮少當面稱贊,對近身幕僚的言行卻管教甚嚴,當你參與的事務愈來愈多時,要特別小心,這時候同時在考核你的忠誠、廉潔和能力。不要說是近身幕僚、就是普通部屬,如果有一點點在外面招搖,或有任何加油添醋、報喜不報憂的狀況,就會被疏遠。更別說被發現手腳不干凈,那一定立即走人。舉個例來講,經國先生愛下鄉探訪民隱。既是要探訪民隱,自然不準大張旗鼓,到場大肆歌功頌德,因此事先保密到家,以免被下級官員事先布置蒙蔽。所以當時經國先生下鄉都是輕車簡從,一臺前導車,一臺廂型車就出去了,也沒有警車開道,不搞排場。即使有安全人員,布置務求“隱而不露”,警衛不小心要是太囂張、動作太大被看見,尤其是阻止民眾接近他,當場不會發作,回到臺北,警衛組長或侍衛長一定挨“K”。記得有一次我隨經國先生到馬祖,上岸之后,有一輛警車開道,我當時就知道大事不妙,回臺北后不久,相關首長就被調職,未再重用。經國先生的理由是“戰地還搞這一套”。但他也對貼身警衛們很好,每年過年必定與他們親自餐敘,安全局還會送他們一塊小金牌,只有兩錢,刻有“盡忠報國”字樣,作為一種識別與獎勵。經國先生律己很嚴,律下亦嚴,尤其在清廉這個部分。他有一位好友王新衡先生,他是經國先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代的同學,王老親自告訴我,他在俄國曾抱過蔣孝文,由此可見兩家關系之深。王新衡先生當過亞洲水泥公司常務董事(與徐旭東先生的父親徐有庠先生共同創立),經國先生上任“行政院”前幾天,跟他有個聚餐,當面明白的跟他說:“我接院長后,要推動公務人員十誡,其中一項是不交際應酬,而我必須以身作則,所以就不方便吃飯、喝酒、見面了。”后來真的從未再與王新衡先生會面。 宋楚瑜創造臺灣均富奇跡經國先生一直記得上海打老虎的經驗,那是他一生難忘的痛苦教訓。他經常強調:“改革要兩面作戰,比革命還難得多。”他親自向我說過,當年上海報紙一漲價,就代表物價堤防破了,隨之物價飛漲,根本擋不住。所以他主政期間,對民生基本物價的穩定,特別是米價、油價,非常重視。在臺灣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他一直很廣泛地傾聽各方意見,維持著發展與穩定間的平衡,小心拿捏其中的分寸。經國先生篤信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堅守著民生主義均富的理想,所以一方面開放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另一方面卻不準民生必要的物資掌握在財團手中,水、電、油、交通、金融、煙酒等,均透過國營事業嚴格控制價格。經國先生很清楚,谷賤傷農,谷貴傷民,所以他透過“稻米保證收購價格”來保障農民收入,同時用農產品平準基金等措施,因應國際糧價波動,平抑島內糧食價格。中國征了幾千年的田賦,也在經國先生“行政院長”任內停征,用以照顧農民。國際油價波動,臺灣什麼油都可以漲,漁業用油、農業用電不準隨便漲。臺灣什麼煙酒都可以漲,基層在抽的“新樂園”牌香煙不準漲;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準漲,但高價位的煙酒可以多漲一些,用來貼補中低收入者,并維持穩定民生物價。這不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我要藉此澄清一個觀念,外界談“臺灣經濟奇跡”多半只講經濟成長這部分。但真正的“奇跡”,是既能經濟成長,同時又讓人人賺到錢、注意到“均富”。從1972年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到1988年過世,臺灣的人均所得從482美元成長到5829美元。但同時間,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與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僅從4.49倍微調到4.85倍。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同時讓人均所得成長12倍,但貧富差距卻能限縮于8%。這代表著經濟成長的果實是由全民共享的,財富不是集中于少數人手中的,這更是“均富”理念的徹底實踐。經國先生所主導的這一段臺灣經驗,至今仍被臺灣人民津津樂道。“臺灣錢,淹腳目”這句俗諺,便在形容當時臺灣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稱之為“臺灣特色的資本主義”,但也不妨就視為另一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宋楚瑜蔣經國從威權到民主跟隨經國先生十四年,有幸與聞機要,參與變革,我所學到與體認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為政者要從民眾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不要光從政府或政黨的角度看問題,政府不一定全是對的,民眾的聲音常有它的道理。我們只要以民眾的角度來理解問題,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順利推動,并得到民眾肯定。其次,一個國家的治理,起始于領導者身邊人馬的管理。經國先生深知,中國歷代皆亡于宦官、外戚、佞臣,因此他身邊的人盡皆低調而規矩,勇于任事卻絲毫不敢有非分之想。我們省府團隊后來也承襲了這個傳統。這跟民主或威權的體制關系不大,而跟我們對政治信念與政治經驗有很大關系。不把政治權力擺在民眾利益前面,做事不作秀。相反的,真正能幫民眾解決問題,能讓人民生活變好的人,永遠會受到民眾的支持與懷念。我在臺灣省服務時,時常勉勵我的省府團隊,“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不能不當一回事。”“官員吃得苦中苦,人民方為人上人。”其實這才是真正的“以民為本”。從這種民本思想出發,經濟上追求均富,政治上強調廉能,社會上講求公義,“民本、均富、廉能、公義”,這八個字就是經國先生心中的核心價值;而經國先生的改革基調則是“快不得、慢不得;重不得,輕不得”,認真想想,真可謂“大哉斯言”。當我們有了這些基礎,才真正是人民當家做主。民富而國強,民主而穩定,并不是很遙遠的目標,也不會是太艱巨的任務。(摘編自《我隨侍蔣經國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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